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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U网中国聚U网社区 - (China CPU Collector's Site BBS)CPU新闻,资料 (News/Documents) → [连载] 福布斯电脑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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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竞争为一位企业家搭起了舞台,他能够接过蜂窝电话技术并将它转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业务。麦考,这位来自西雅图的亿万富翁经常出入与比尔·盖茨相同的上流社会,他们甚至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湖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麦考和他的家庭就在他们那幢有28间房的豪宅享受着管家们送上来的美食了。他的父亲艾罗依·麦考是一家电台的老板和有线电视系统的运营人,他是在无线电方面冒险发掘利润的早期投机人之一。1953年,艾罗依花了45万美元从宾·克罗斯比手里买下了纽约市一家大的无线电台——WINS。他已经在几个州的另外8家电台占有股份,但是收购WINS才使他进入大公司的行列。

艾罗依是以FCC的无线电工程师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二战前,他在华盛顿的森特勒利亚开办了一家无线电台,名叫KELA。战后艾罗依和妻于玛丽恩(管理帐目)开始建立一系列连锁的小电台,用KELA作为担保。艾罗依是个健谈的人,属于那种古典的、会耍小手腕的投机商人。他认识各地的银行家,他的经商之道很简单:自己举债经营收购一个不景气的小电台,一旦收购成功,迅速把成本削减到极限,从而增加自由现金流量。这种操作方式只关心支付债务的利息而其余的一概不管。他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过程。

后来,当有线电视市场在50年代初建立起来时,他将KELA与一家地方有线电视台合并。它与今天的有线电视网完全不同。早先,在大城市中任何人只要有一架大天线就能从电视台接收信号,然后沿着串在电话线杆子上的电缆发送,再把高质量的接收信号卖给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已经花钱买了新款的电视机,但除了雪花点外收不到多少东西。这是一个未开发并且无法可依的业务,它吸引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美国企业家。

艾罗依在无线电业务上已经有过经历了,当他买下WINS时正处于无线电时代的黎明。由于他慧眼识才以及一帮无法无天的音乐广播员(DJ),他把WINS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无线电台。1969年,他以1000万美元把它卖给了威斯丁豪斯电气公司。正是他那18岁的儿子克雷格拿到支票后存在了森特勒利亚银行。

几个月后,艾罗依因心脏病去世,是克雷格发现的。除了他父亲1000万美元过户结帐了以外,克雷格·麦考发现父亲的财产简直一团糟。他基本处于破产状态。股份分散在54家企业中,还有250万保险清算,花了8年才把问题解决。幸运的是,在艾罗依临死前,他已把一份有线电视特许经营权(对原来KELA业务的后继)转为四个儿子的信托财产。它在长期遗嘱检验期间未受到债权人的追究。

孩子们继承下来后把公司命名为 Twin City Cablevision,这家有线电视企业为华盛顿州森特勒利亚一个大约12000人的社区提供服务,它有10名员工,并将线路架到4000户人家。公司每月总收入约8000美元,勉强能持平。然而,当西雅图“时代”报业集团提出全盘收购时,老二克雷格却说服几个兄弟放弃每人将会得到的18万美元,把生意坚持下去。这是这个家族团结一心传统的开端,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父亲死后,19岁的克雷格·麦考正在斯坦福上二年级,他打算退学以便接管Twin City的日常经营。他的母亲出面干涉,说服他首先念完大学,可他宁愿在生意场不受束缚地独断专行。在二年级期间,他试图接手斯坦福的售货机以改进其质量和选择范围。当这没有成功时,他开始走出宿舍经营Twin Cites Cablevision倒他毕业时,他已经确定自己的商业策略:通过收购来增长。他从一门经济学课程中认识到规则就是:不扩张就得灭亡。他只有达到规模经济才能在事业上成功。

1972年离开大学后,麦考以5万美元买下为华盛顿州温洛克附近服务的有线电视系统——先付29%,剩余部分8年付清,利息8%,他通过抵押Twin Cities Cablevision的控股权来筹集现金。这是一长串收购的开始,而这些收购全部的依*只是一个有线电视特许经营权。他的父亲如果地下有知的话应该感到自豪。

在有线电视业务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克雷格·麦考正好处于有利地位。小的有线电视系统运营人(通常是当地一个电视维修工或者用电线和天线拼凑起一个有线电视业务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已经过时了。HBO(Home Box Office)在70年代通过卫星把一种可选择节目的特殊服务传送给单个有线电视业务运营人,他们然后再向顾客出售这种特殊服务。为了竞争,本地企业家必须投资并扩展设备,而通常他们总是缺乏现金。麦考却与之相反,他财源充实,开始在太平洋西北沿岸到处收购电缆公司。他的技巧是模仿父亲的:买下一个系统,降低它的运营成本,增加营销以吸引更多的顾客,然后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财产净值为下一交易提供资金。

他继续疯狂收购。麦考购买的有线电视系统的运营人有费尔班克斯酒巴的醉鬼,有牙医,还有美容院老板、救护车司机以及俄勒冈的深海潜水员。他付给绰号“胖子”的人70万美元,此人谈判期间在他的办公室看黄色电影。他付给一个俄勒冈人300万现金,此人生活在丛林深处一活动房屋里。麦考工作迅速:他飞过来,提出一个比运营人期待的更高的价码,几笔就敲定数字,然后连夜完成交易。第二天早上他拿出一份合同放在惊呆了的小镇运营人面前。“要您马上签字需要什么?”成了麦考著名的问句。时间是关键。HBO和Showtime这样的流行的特殊有线服务的来临意味着有线电视运营者可以增加收入,但只有在他们经营得很好足以追加投资时才有可能。这并不是许多小规模的业主就能做出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家里架设了电缆并订购特殊服务,银行开始认为这项业务是合法的,并愿意提供四五倍现金流量基础上的贷款。麦考和他的队伍(现在包括他的两个弟弟)懂得如何从运营成本中榨出最后一分钱然后让数字增大。他们细心侍候顾客,改进客户服务,以便“让我们的信号看着更好”。但他们很少花力气改进技术功能。麦考精通大型集中式远程营销企业运行情况,主动积极销售有特殊服务的频道,同时他一个接一个玩弄各种特殊服务的花招以刺激尽可能多的成交。在麦考接手后,运营现金流量增长50%是家常便饭;每增加一美元他下一次收购便能够借到更多。

然而,不久他开始对有线电视生意厌倦了。到1981年,集团收入约500万美元——虽然不是一笔大收入——而麦考开始感到受压制。高价购买有线电视特许权越来越不生效,因为大部分小企业已经被钓走了;大的市场已经被TCI的约翰·马隆和一小撮富有的国家级选手占领了。而且有线电视业务不久就成了法规的“污水口”,因为它在本地的垄断遭到所有党派政客们的一致攻击。麦考1981年时正好30岁,在华盛顿和阿拉斯加有3万订户。他以1200万美元把公司45%的所有权卖给了联合出版公司(《波士顿环球报》的业主)。

1980年,麦考和联合出版公司的副主席韦恩·佩里开始调查一组新电话频道,名为“蜂窝”。(正是佩里,这位通讯业律师第一个在70年代末提出蜂窝电话的想法,引起麦考的注意的。)FCC在1977年已经在测试这项技术,到1983年,开始拍卖在全国306个都市统计区(MSA)和429个农村统计区(RSA)的许可证。

这项技术的商业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它极有希望,在全国各地都提供廉价的无线电话服务。但网络必须扩展,并且要证明它适合于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订户,它需要价格合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FCC规定每个地区将出售两份许可证,一个给本地的电话垄断者,另一个外人可以使用。从1983年到1987年,麦考花了大约350万美元家产来购买全国最大的30个MSA中的6个,其中包括西雅图。价格取决于人口;每个“人头”平均价格为4.5美元(一个“人头”指的是住在区域内的一个成年人)。为了评估许可证的价值,麦考使用AT&T 1981年对蜂窝电话潜力的预测,事实证明这项预测的数字低得可笑。AT&T估计蜂窝电话在美国的潜力到2000年时才超过100万;实际上,到1993年,用户已经超过了1000万。而且他确信每个“人头”价值80美元。他那些从他经营有线电视开始就成为朋友的银行家们都同意麦考的计算,并且不仅仅继续资助收购而且同意接受许可证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麦考采取这种方式成为一项资金自给的企业,同时麦考的队伍对大城市的许可证进行买卖交易,这包括旧金山、匹茨堡、明尼阿波利斯和丹佛等地区。他们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利用一切力量,最终所有资金都到位了。

接下来他们必须建设蜂窝网络,并且像MCI一样,麦考需要大笔的钱购买和安装传送服务的设备。在随后的3年里依*几个富有的合伙人赞助——他们付出约1亿美元,加上一个银行财团购买了迈克尔·米尔肯发行的“垃圾股”,麦考筹集到13亿美元并开始了狂买。这很像他对有线电视的收购,麦考从能够找到的一切人手里购买蜂窝电话的许可证。麦考的经理们使用在公司的有线电视年代磨炼出的技术在全国来往穿梭。其中两个著名的受益人是第一夫妇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在80年代中期,麦考花了4.8万美元买断了他们在阿肯色州许可证部分的5000美元投资。

到1986年,每个“人头”值大约20美元——依然远远低于麦考在5年前确定的80美元。MCI当时正在倒霉,便把它的蜂窝电话和寻呼公司Airsignal以1.22亿美元卖给了麦考蜂窝电话公司(McCaw Celluar)。麦考马上把寻呼分公司卖掉,得了7500万美元,而保留了MCI的蜂窝电话许可证,这意味着花4700万美元买下了700万个“人头”——每个“人头”低于7美元。这真是一桩精明的买卖。作为对比,在同一时期西南贝尔公司购买Metromedia的蜂窝电话许可证,每个“人头”花了40美元,而太平洋贝尔公司在加利福尼亚为每个“人头”支付25到30美元。

在这一阵急风暴雨似的行动之后,永不疲倦的麦考终于精疲力竭。1987年他到加勒比海休假,驾船旅行。等到他回来时,已经定下了下一步行动方案。他以7.75亿美元把自己所有的有线电视股份卖给了杰克·肯特·库克,然后将麦考蜂窝电话公司上市。首次上市,公司筹集到3.09亿美元,加上在“垃圾股”债务中的另外6亿美元。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垃圾股”是由快速升值的蜂窝电话特许经营权来担保的话,那么虽然它们依然是要冒风险的,但不那么鲁莽。到1988年,麦考已经获得127个额外的蜂窝电话特许权,覆盖的总人口达4700万。他依然每个“人头”只付25美元,并且远远走在那些还在缝合全国范围蜂窝电话网的任何人的前面。

随着新的“子贝尔”被AT&T的取消控制所解放,开始拼命在自己主市场之外的地区购买不受管制的蜂窝电话许可证,麦考的这些收购变得更加有价值。麦考懂得,通过侵略性地购买“人头”,即使以闻所未闻的价格,只要有RBOC的存在,如果他需要现金,他总会有唾手可得的二次市场。虽然一开始他能够以低价买到许可证倒80年代末时,其他人也认清了形势,于是价值上涨。但是麦考不会上当。他把向其他大的竞争者出售做为安全出口,从而证明疯狂收购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父亲多年前教会他的一课:任何交易都要留有出路。一旦感到安全了,他又继续花钱。1989年公司负债已经超过10亿美元,并且每年损失超过3亿美元,但这并未阻止他。即使在价格开始疯狂上涨时,他也照样买进。他与南方贝尔公司对着干,后者对美国移动通讯公司的许可证开价7.1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人头”85美元。麦考输了,因为他没有RBOC能够依*的那样大的财政后盾。赌性稍小的人有可能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可麦考却变得更加坚决。他对失败的反应是将麦考蜂窝电话公司的22%的股份卖给不列颠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它们刚刚发行了上市股票,现金充足。由此带来的15亿美元给了他所需要的现金,可以满足他的激情了。在TCI的约翰·马隆的帮助下,(他已被麦考拉进麦考蜂窝电话公司董事会)他准备冲刺了。

冲刺*的是对Lin广播公司惊人的投标竞买,这家基地设在纽约的独立公司在“人头”数上仅次于麦考公司。到1989年尘埃落定时,大奖终于归了他,麦考付了34亿美元获得在2500万“人头”中50.1%的所有权。最终成本?令人吃惊!每个“人头”350美元。花这么大代价的原因呢?位置,位置,位置。Lin的特许经营权包含了洛杉机、纽约、费城、休斯顿和达拉斯的重要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再加上自己所拥有的,麦考准备建立全国范围的蜂窝电话网络。麦考负债已超过23亿美元,处于财政上极危险的地步,但是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银行和他的主要“垃圾股”股东们不敢“断奶”。

网络的基础已经铺好。1985年,在他购买MCI的许可证之前,麦考已经与AT&T就电话交换设备达成了一桩100%的资助交易,Ai将向他提供优惠的价格和可*的装置。当时没有人过多注意这桩交易,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到1990年时,麦考蜂窝电话公司开始疯狂地建造蜂窝电话塔来覆盖自己的领域。通过确保所有麦考交换设备与AT&T的兼容,麦考能够使用AT&T的长途电话服务向他的顾客提供全国漫游服务,只要他能获得这样做的许可。RBOC没有理由像麦考那样主动地去做——他们不会拿他们生意的整个未来在创建巨大的蜂窝网络上打赌,在许多方面,他们只要在两方下注就可以保证蜂窝电话永远不会取代他们关键的市话特许经营权。麦考也可以设计一些改进,比如语音信箱和呼叫等待,还可以通过使用统一的硬件平台把设备的成本分摊到许多系统上。

这是巧妙的一步,目标直接定为蜂窝电话的早期使用者:总在外跑的经理们。同时麦考也想打入居民市场,通过自己的网络提供全国范围的呼叫。然而营销成本随着努力一起飞速上涨,使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蜂窝电话市场在1990至1992年的小衰退期间突然变得不景气了。麦考日子不好过了,他被债务和萧条的蜂窝电话市场压倒了。公司的股票在1991年降到每股20多美元,只有当年不列颠电信公司加入时股值的一半。幸运的是,麦考解决了一桩与太平洋贝尔公司的纠纷,获得了旧金山一半的特许经营权,这是为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所需要的最后的特许权之一。

1992年末,麦考与AT&T商谈一桩交易,他承认这项业务的性质已经从获得特许权然后建立网络变为经营一项进行中的业务。这不是麦考的长处,但是AT&T当然知道怎样经营。麦考以38亿美元的价格将麦考蜂窝电话公司的33%股份卖给了AT&T。为了保证交易成功,麦考不得不放弃控制权。最后,AT&T以115亿美元买断了麦考家族和麦考蜂窝电话公司,家族成员最后分享约26亿美元。

自从卖断给AT&T之后,克雷格·麦考又建立了几家新的公司,其中之一是与比尔·盖茨合伙投资的名为Teledesic的卫星系统。其计划是在今后几年内发射400颗以上的同步卫星,从而实现在地球与卫星之间的通讯。目标是要建立空间的因特网,并向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提供高速的数字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比80年代的蜂窝电话更加疯狂的想法?

在70年代和80年代,MCI和麦考蜂窝电话公司彻底改变了全球电话通汛的面貌,它们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工业爆炸的同时为数以百计的新公司打开了市场。它们与其他企业家一道构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格加上更多的商业机会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市场,这些新市场在没有成功前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在数字世界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MCI和麦考蜂窝电话虽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但它们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今天,没有哪家卓尔不群的公司能够幸免。因特网电话技术的前景以及万维网的惊人的增长可能就是它们的祸根。当然,讽刺在于如果没有AT&T在五六十年代的垄断,因特网可能永远不会变得这样普及。电话服务的通用性成了建设因特网的基石。在因特网的世界中,全新的思潮和全新的人物占据着中央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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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万维网
网络与因特网

20世纪明显的特征就是技术商业的飞速变化,然而任何东西也比不上因特网在许多生活中成为重要角色的速度。书籍、汽车、机票,所有这些现在都可以通过因特网方便地订购,这在5年前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在线集市的发展带来了个人创造力的进发。在几十亿张网页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信息,所有信息从任何因特网浏览器都可以迅速得到。而且奇迹只是刚刚开始。

这是信息时代真正的曙光。不到15年,网络就从一帮个人电脑奇才们发起的晦涩的技术变成20世纪最强大的独立的通讯手段。随着数据包在公司之间以及更大的万维网(WorldWideWeb)上穿梭,信息已经超过了声音通讯成为电信世界最重要的通讯业务。对平等的数据通讯世界兴趣的急增,在股票市场带动了几十亿美元的价值,并且为各种企业家创造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竞技场。

多年来,联网技术是在由政府资助的一系列项目中开发的,它所产生的标准成了现在局域网(LAN)和因特网的基础。与数字时代所有其他大的商业事业不同,网络一开始使用的就是政府制定的标准,并且借助于政府在其中的领导作用而发展壮大。最开始这个项目是保密的。后来当它向公众开放时,迅速成了一个混乱的事业。突出地表现为大量技术先进的小公司在80年代这项业务迅速增长的时候将它引进到台式PC机上。但这一新兴产业一直未能真正地腾飞,直到有一家公司在独立的风险投资公司的资助下,采用了联网技术并使它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这家公司就是Cisco系统公司。在10年间,它从6000万美元增长到80亿美元,*的是数字时代最新的强大的固有垄断:数据路由器。今天,为因特网提供动力的设备80%以上是由Cisco供应的。

然而,构成因特网以及大多数企业网(或称企业内部互联网)的基础设备只是实施的技术。因特网真正激动人心之处是那些让用户访问所有信息的工具,如雅虎(Yahoo!)这一类的搜索引擎,网景公司(Netscape)这样的浏览器公司以及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这样的联机服务。这些公司指明了通向新世界的道路,在那里,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年轻的企业家只要有新的想法就可以建立一个网站,然后开始做生意,栩栩如生地期待着世界上的任何人只要鼠标轻轻地一击就可以进入他的公司。这让所有的传统商业模式都目瞪口呆。它还有希望以从未见过的速度加速形成新的业务。

要说哪种新业务或者哪种商业模式将会存活下去还为时太早,但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因特网和万维网都只处在幼年期。它们所具有的解放世界上的创业精神的潜力是无限的。

网络的起源可回溯到60年代初美国政府一项模糊的研究项目。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各种部队驻扎在全球各地,美国军事部门需要一种命令和控制网络以便有效地与它所有辽阔的财产——士兵保持联系。这种网络需要钱,大笔的钱,而大部分钱要来自为一系列政府计划提供资金的新税收。这些计划之一后来被称为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ARPA。政府是在苏联人于50年代末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建立这一项目的,为的是避免美国被苏联抢先进入空间所惊吓这一幕的重演。

ARPA不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它设计的目的是要能够非常快速地移动和随心所欲,官僚作风要少。核心小组之一是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即IPTO。这个小组是一个人类行为学部门,为它拨专款的目的是在计算机图形、网络通讯、超级计算以及高级教育机器方面进行研究。当时,计算机一般是锁进大的保密室,只能由数据处理修道院的“祭司”来运行,此人仔细地把穿孔卡片送进巨大的机器里,几个小时后再去查看结果。但是,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周围的智囊团和实验室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开始研究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鲍勃·泰勒是其中之一,他信奉卡米洛特(传说亚瑟王宫廷所在地,象征灿烂岁月)。他是与肯尼迪政府一同来到华盛顿的,当这个国家最年轻的总统倡导美国人“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给国家做些什么广的时候,他接受了这一挑战。泰勒从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实验心理学的学位。1957年大学一毕业,他就直接为佛罗里达奥兰多市的马丁·玛丽埃塔工作,他被指派开发一种计算机系统来操作“潘兴”式导弹——一种可以从轻便的发射台发射的移动火箭。他的任务是帮助开发人机界面。从此他开始对交互式计算感兴趣,努力使控制导弹发射的技术对士兵操作员来说变得更容易。在工作过程中,他联系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几个同事,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卡纳维拉尔角。最终他为NASA起草了一份研究建议书,讨论人性化的计算机系统。NASA同意为他提供资金,但泰勒必须也加入其中。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961年初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成了NASA一个小研究项目的代表,该项目是由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为人与计算机的交互开发出更好的方式,它是由一个孤独的研究者、一个想法与泰勒共鸣的幻想家来执行的,此人就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恩格尔巴特还提议使用一只一鼠标”——一块下面有轮子的木头——作为计算机屏幕指取设备。这正是泰勒想要的东西:NASA的操作员使用计算机的简便方式。

1962年的某个时候,泰勒与来自IPTO的大部分高级项目的代表出席了一个会议。当时IPTO小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出身的心理声学家,J.R.利克里德(谐称“李克”)。声学是研究声音的产生、发射和接收的科学。在40年代时,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变得非常重要,研究声音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从而诞生了心理声学这一专业。在二战期间,利克里德在消除噪音领域进行过基本实验研究,帮助生产出飞机耳机,供40年代在充满噪音的螺旋桨飞机上工作的机组人员使用。

因为这项工作的缘故,利克里德成了有权使用“旋风”的第一批心理学家之一。“旋风”是4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的巨大的交互式计算机前身,它是美国第一个集成化空中交通和防御网的核心。当时,利克里德是BBN(位于坎布里奇的一个技术研究小组)的会员。50年代末,BBN给了利克里德一台单独的计算机终端放在办公室——这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他的终端与一台早。期的数字设备公司(DEC)的计算机相连,并配置成好像自己的“个人”电脑,一群终端“共享”计算机强大的处理能力。这基本上是最早的“分时”系统。利克里德探索了如果计算机在工作时长期与人相伴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的探索产生一系列科学论文,从而设计出“人机界面”的关键性思路,即人应该怎样与计算机合作。后来这将被称做图形用户界面或GUI。

1961年利克里德被聘为IPTO的领导人,负责在信息处理研究方面为组织提供最好、最明智的思路。在1962年华盛顿的集会上,鲍勃·泰勒也参加了。利克里德宣布ARPA要动真格的了,正在开始为信息技术项目提供资金。他宣布了他当年的预算在2000万美元左右。小组的其他人互相瞪着眼,难以置信。这几乎是目前所有项目加在一起的预算的10倍。会上利克里德还演示了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正在研究的一些概念。它们包括著名的屏幕图形、光笔。易用界面以及有英文名称的易理解的命令。利克里德展望的前景是,计算机不一定是神秘的怪兽,它的能力不一定只分配给有证件的人。他认为计算作为一种力量应该人人都能使用,要像电力一样普遍使用,像插进墙上插座一样易于进入。

利克里德的想法与泰勒研究项目负责人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某些想法类似。但是思格巴特关于“扩大知识”的想法尚未成型,有一点儿深奥而且难以遵循。(它们也过于超前于时代了,采用了一种最终被称为“超文本”的概念,远在今天的因特网之前就使用了信息之间的链接。)与此相反,利克里德谈论的细节是在座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恩格尔巴特可能是一位幻想家和发明家,但利克里德才是实现梦想的人。

利克里德有点儿像学术上的“杂食鹞鸟”(Pied Piper)。他总是在全国不停地旅行,寻找他能够找到的任何新而有趣的研究。一旦他发现有前途的项目,他总能够为它们申请到一些IPTO的补助金,帮助它们发展下去。在他这些小投机风险中,有一个项目是他宠爱的:分时系统。这一想法50年代出现于通用电气公司,当时公司早期向计算机研究的进军产生出一个将在以后的年代有巨大影响力的产品:调制解调器(调制器—解调器的缩写)。这种设备能够将数据从计算机转换到通过电话线传送的声音(调制),然后把声音转换回数据(解调)。调制解调器实现了不同地方的计算机能够共享数据——即通过电话线互相通讯。

当大型计算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BBN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始思考怎样同时与多个用户分享昂贵的计算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大型计算机的大部分时间是闲着的,即使在处理一叠穿孔卡片时,这种巨大的机器内部的电路也几乎不活动筋骨。所以他们想为什么不能在许多用户中分享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呢?

一旦分时的概念发展出来并在后来得到验证,BBN的一些成员说服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们允许他们使用该校园里的大型机进行实验。大学当时正面临着危机,因为数以千计的工程专业的学生带着成箱的穿孔卡片程序蜂拥到校园里的计算机室。到1960年,学生们经常不得不平均等待一个星期才能得到他们程序的结果。对麻省理工学院来说,分时系统就像是天赐之物,所以BBN的建议很快被批准了。利克里德为这个项目还带来了额外的资助,到1962年时,对一台巨型的IBM大型机进行了再加工,以便向该设备添加一打终端——一种带有键盘的像电视一样的监视器。这就叫做CTSS或者计算机分时系统(Computer Time Sharing System)。

然而,分时系统似乎是个敏感问题,大多数计算公司坚决反对它,因为它威胁到降低计算机出售的数量。特别是IBM希望与它无涉,甚至强迫麻省理工学院拆除早先的系统。蓝色巨人的收入在于出租越来越多的专用机器,而不是把机器再接上线让越来越多的用户连接到数目不变的大型机上。这样做利润何在?因此公司设立了可怕的障碍。在60年代初,IBM是绝不可轻视的:公司自恃每年收入14亿美元,并且全世界使用的计算机60%是它售出的。这个巨人公司遣散了推广交互计算机的人们,称他们是叛乱分子。

而另一方面,依*调制解调器向数据通讯领域发起进攻的通用电气公司却把这一概念视为巨大的机遇。与利克里德的IPTO一起,GE和麻省理工学院资助一项雄心勃勃的行动,要把分时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MAC计划,(既代表多重访问计算Multiple Access Computing,也表示计算机辅助识别Machine Aided Cognition,这取决于谈话者的角度。)硬件开发得很快,不久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能够直接在分别与GE的中央大型机相联的终端上工作。但是,操作系统软件被证明更为棘手。该项目叫做MULTICS(Multiplexed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ystem,多路复用信息和计算系统),被指派给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领域是新兴的但是名声不胫而走的人工智能(AI),人们希望它能够使计算机像人脑一样“思考”。麻省理工学院为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和一系列学术计划提供资金来开发AI,用这种方式创建新的操作系统,但他们从未淘出金子(尽管这一概念多年来一直是媒体的宠儿)。这些知识分子创造的操作系统从来没有超出实验阶段。

但是在助年代初,分时变得合理了,至少从用户的眼光看是如此。它允许人们真正坐在一个终端前直接使用计算机工作,虽然这意味着一直等到大型机处理完别人的请求后再轮到你。看起来人人期待的个人台式计算即将问世。

不久,一个奇怪的新世界诞生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文化产生出一帮孤立的程序员小集团,他们称自己为“黑客(hacker)”(来源于模型铁路俱乐部的行话,指的是一个像“识途老马(hack)”一样聪明的布线方法),这些硬件迷们对计算机着了魔。他们表现出的“铁杆分子”品性,后来在比尔·盖茨、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其他受迫反社会的计算机爱好者们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来自MULTICS项目的钱资助了这些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们,他们在操作系统软件的研究上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经常通宵达旦编写无法无天的程序。

有一位黑客编写出第一个计算机游戏,名为“星际大战”,其中多个选手可以在电子科幻世界中相互拼斗。这是一组联网用户都运行同一程序、在同一时间操作的第一个实例。另一位黑客写的一个程序能够计算在纽约市到达每一个地铁站的最快路线。还有一位编写出一系列象棋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计算机击败了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批评家之一,因此让他哑口无言。

黑客们凌晨的时候在充满敬慕眼神的助手面前编写程序。他们打破一切常规。他们的态度就是:安门的目的就是要打开它,设计密码就是要解开它,设立限制就是要克服它。在60年代的前5年,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群体中随心所欲,始终在能够获得机时的任何机器上编写代码和程序。因此,他们诽谤大型机系统,并拒绝给自己的代码加注解和存档。实际上,他们成了第一批反传统文化的程序员。最重要的是,他们熟悉了两样东西:个人与计算机之间的秘密的直接交互活动以及联网技术。麻省理工学院的这帮孩子完成的第一批“骇客”之一是一种互相在计算机上留信儿的方法。因为他们工作都没个准点儿,他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这就是电子邮件的起源。这并不是产生实际价值的惟一的编程绝招儿。黑客们发起了一场实用的。容易理解的、有用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的革命。最终他们中一大批人创办了公司,并且变得非常富有。第一个计算机游戏的大公司InfoCom就是由几个黑客创办的。第一个用于个人电脑的制表程序VisiCalc是由鲍勃·弗兰克斯通编写的,他老早就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另一位校友丹尼·希里斯在思考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 Inc.)创造了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叫做并行处理计算机。另一个研究生在语音处理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他依*MAC计划的薪水读完了研究生。伊万·苏瑟兰这位计算机图形的先驱者在MAC计划工作期间制造出最早的计算机绘图或者叫素描程序,他称之为Sketchpad,它实际上为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图提供了原形。这个程序促使他共同创办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图形公司之一:Evans and Suth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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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尽管IBM一开始竭力反对,麻省理工学院样式的分时系统依然受到顾客的欢迎。这部分归功于正在使用的计算机数量的增加。霍尼韦尔公司依*一系列能够用于分时系统的、与IBM兼容的大型机在市场上占领先位置。与此同时,IBM感到来自租赁公司的压力,它们买下大型机后再以低于IBM的价格租给顾客。所有这一切加上经过15年后正在成熟的商业计算业务,使正在用的大型机数量上产生了惊人的增长。到60年代末,世界上大约有3万台大型计算机在运转着。而分时作为一种尽可能多地从价值百万的计算机中榨取价值的一种方式变得合理起来。

期间,IPTO的人员们受到黑客们和麻省理工学院传统的重大影响,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联网问题。将各种终端在指定的地点联接,很快就导致在一个分时的环境中联接遥远的两地之间系统的想法。这一思想的军事应用是显而易见的。1966年,当IPTO的负责人鲍勃·泰勒开始奇怪,为什么他的职员不能够通过某种电子邮件系统在各个IPTO项目上共享信件和信息。泰勒回忆了他这一想法的过程:“在五角大楼IPTO总部所在地,我得到一个终端,并且能够与麻省理工学院周围的一群人进行电子邮件对话。后来,我又得到一个终端,能够与圣莫尼卡的人们进行电子邮件通讯。但是这两组人无法互相交谈,这显然很荒谬。”

“必须有一种方式在系统之间发送消息。我在这一点上说服了ARPA的负责人查利·赫兹菲尔德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他不仅仅同意了还做了更多,他从其他的项目中拿出了100万美元交给了我。”

泰勒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首先,他需要网关,一种来回传送数据的方式;其次,需要一个管理者来让一切运转起来。“我知道有一个人是计划管理者的合适人选,但他不肯来:拉里·罗伯茨。”罗伯茨是林肯实验室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该实验室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机构,位于波士顿以北30英里左右的一个偏僻的空军基地。他与附近的MITRE——一个绝密的导弹和防御研究机构联系密切。罗伯茨是一个科学家,这正是泰勒为建造他称之为ARPANET所需要的。(这个网络发端于J.R.利克里德丰富的想像力,开始名为Intergalactic Network,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他向属于联盟中的人发送备忘录。不久在泰勒的改造下,它演化成ARPANET。)泰勒向罗伯茨的老板求助,于是罗伯茨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探讨这个任务的时候,罗伯茨着手研究由兰德公司研究人员保罗·巴兰提出的想法。1956年,巴兰提出一项名为“包”的电子概念。在他的描述中,包就是数据块或者二进制位的集合。它的排列方式使得其他计算机能够在包的开始部分读到一个“头栏”,即标识文本,然后算出怎样处理所包含的其余数据。头栏指定许多关键项,比如数据的大小和类型、发送者的地址、接收者的地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巴兰的设想中,这些数据包能够在网络里发送。这是巴兰一想到包这一概念就想到的,因为他真正要做的是试图设计一个理论上能够承受核攻击的网络。他认为一个高度互联的通讯线路网,加上在每个节点之间许多冗余的互相连接(实际上,每一点都将向网络上的其他所有位置发送包,并且读取由其他人发送的每一个包。),是政府在全面核战争之后有可能保证至少有部分通讯能力的惟一方法。但他的想法被AT&T拒绝了,因为他的理论研究表明国家的长途电话网络因为使用了巨大的集中式电缆线路,将在同一个战争演习方案中失效。“妈贝尔”拒不相信,不让他使用长途电信地图,实际上,把一个完全民主的数据包网络的想法埋没了。这一思想一直休眠到泰勒和罗伯茨1966年使它复活为止。

两个人正在创造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能够连接全世界数百万台计算机终端的通讯通道,而且几乎免费。它开始是作为国内的几个研究机构共享邮件和消息的一种方式,他们都通过声音电话线相连接。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但是泰勒和罗伯茨必须做很多工作才能让它运转起来。首先,包是由它们的作者发送的,然后传遍整个网络,只有接收者才能真正地打开这个包。网络上其他所有接收者能看到包但不会打开它,只是把它送往收信人。这一方案需要一种方式,使得在各个ARPA站点的所有不同的计算机系统能够同时访问包——并阅读相互的邮件,不管它们的基础计算机系统是如何不同。解决方案呢?一种允许每个站点转换信件的共享格式。这种格式后来被叫做协议,即网间协议(Internet Protocol)或 IP的先驱。

他们采用的协议最终成为传输控制协议/网间协议(TCP/IP)的前身,现在控制了全世界绝大部分数据流传输。1967年时它还不存在,必须从草稿开始建起。另外还有更大的问题:当时的计算机工业没有多少标准。每个计算机系统都不相同。斯坦福研究院的计算机系统当时正在由一个有远见的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使用,它包括一个“X-Y指取设备”,后来被叫做鼠标。其他人比如UCLA和犹他大学修改了现有的大型计算机。许多单位在校园里使用多种系统。

投入到项目几个月后,泰勒对设计出怎样让不同的计算机共享信息一事感到绝望。答案是路由器。路由器是一种指引数据包在网络里传送的简单而强大的设备。他的想法在1965年首次被提出来,发明人名叫魏斯·克拉克,曾在10年前设计过最先进的非IBM计算机。当IPTO里的大多数理论计算机专家正在推行分时模型的时候,被普遍认为是他那一代最聪明的计算机设计师的克拉克却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魏斯·克拉克已经建立SAGE(旋风二代)的一些逻辑和体系结构——用一种电子线路设计表示的一个大型计算机的基本操作蓝图。从此克拉克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建造最早的两台晶体管计算机:TX-0和TX-2。这些实际上是DEC第一代商用计算机——PDP系列的蓝图。做完这一切后,克拉克突然做出极大的转变。1961年还在林肯实验室时,他就开始建造一种简单的让买主自己能够组装的计算机:一种工具计算机。对他感兴趣的只有一帮心理生物学家,他们希望能够收集动物和人的实时实验数据。

克拉克把他的工具机叫做LINC,它是他建造的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二代产品。因为这台机器采用了克拉克所知道的每一点晶体管和逻辑线路知识,所以它非常地实用而且极便宜。1961年左右,当鲍勃·泰勒动身去华盛顿时,魏斯·克拉克尝试解决他自己为LINC(Laboratory Instrument Computer,实验室工具计算机)定下的设计极限。它的成本不能够超过25000美元。当时,“最便宜的”计算机是DEC出售的,它们每台价值8万美元。克拉克的LINC有几处革新:一种鼠标——让指针可以在屏幕上移动的四个按钮;一些按键,它们在一个过程完成前保持凹下状态,然后又弹上来;1K的核心内存。

这种机器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由一群生物学家而不是工程师制造的。虽然它并没有什么微处理器——因为这种设备要到10年后才发明出来,然而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可称得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所有参加的生物学家都免费得到了计算机,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资助的,并得到了国家卫生局(NIH)的批准。为了得到计算机,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必须出席1963年夏天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研讨会,他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机器。希望拥有自己的LINC的科学家不乏其人,其中包括约翰·李利,他因为研究海豚而出名。他希望使用LINC来促进人与海豚之间的交流。

然而,LINC计划最终未能真正成功。克拉克在寻找资金方面遇到麻烦,并且到60年代中期时,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迁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他继续对项目进行改善,但当时分时系统风头越来越劲。克拉克的目标正好相反:他试图把一个强大的计算机送到个人的手上。很少有人相信他。好在他是IPTO的成员之一,有机会定期被邀请参加讨论先进的计算思想的会议。

在1967年的一次会上,谈论的主题是怎样实现泰勒和罗伯茨对计算机网络的设想。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克拉克突然意识到这些计算机科学家们全都错了:他们试图让各地的每个“宿主”(或大型机)计算机与其他各个计算机系统交流。更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设计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它将做两件事:首先,通过新的ARPA网络将数据传递到其他位于每个参加的智囊团或大学的类似的计算机;然后,当数据被发给当地用户时,再将数据转换成适合当地使用的计算机的格式。克拉克建议:使用他的便宜的LINC计算机的基础来截获所有的网络流,为它规定路线(路由),然后传递下去。

该项目的负责人很快便认识到路由器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为它取的正式名称叫做接口消息处理器或IMP。把这些路由器放在网络的每个位置上,即可解决计算机系统之间不兼容的问题;每个计算机都将自己的数据转换成公用的IMP格式的语言,然后IMP将相互对话,通过网络来回传递数据。根据这种方式,位于各个站点(在不断发展的联网语言里,它们被称作“节点”)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将不必修改。剩下来要做的就是要设计出一种方法,将数据从特殊的计算机系统转换成IMP格式,反之亦然。

罗伯茨和泰勒决定采用克拉克的想法,但是未采用LINC本身,因为它尚未设计成能够处理包数据。作为替代,两个人在BBN招募了一帮计算机科学家,让他们在霍尼韦尔微型计算机的基础上建造IMP,专门修改用来处理信息流。在整个70年代,建造了许多这种像冰箱一样大的机器,几乎都在BBN,而且它们并不便宜——基本合同投标是100万美元,包括第一批四台机器的成本。

克拉克在计算方面的遗产就是IMP或称路由器这一思想,它使得ARPANET在早期成为可能。今天,在局域或广域网中运载信息流的每一台路由器的存在都将归功于他。而最初从计算机系统中分离信息流的思想,后来实现了平等的、对等的因特网以指数增长。

早期,要让其他人加入网络是很困难的。阻力既来自政府内部,也存在于国防承包商中,他们要加入就必须申请极高的安全许可证。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想像这样一个大的数据网络价值何在,难道*邮局发送文件还不够好吗?为什么要投资到那些设备、布线和终端,要求员工互相用键盘敲信呢,简单地拿起电话或在邮箱里丢一个便条不是更方便吗。而且世界上最重要的通讯公司继续反对替代网络这一想法,尤其是那个起源于一小撮学究科学家想法的“以包为基础”的东西,他们竟敢怀疑电话网络能否从核浩劫中幸存下来。泰勒和罗伯茨1967年到贝尔实验室去解释,并且试图让它的管理层对数据包联网技术感兴趣,请求AT&T的分支机构成为他们的一个技术节点。AT&T集团拒绝加入,他们认为它行不通。

但是泰勒坚定不移。他确信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计算是值得一试的。为了推动他的事业,他命令IPTO和ARPA基金的所有接受者都必须加入网络。正像他所预言的,他和他的同事们使用这个系统越多,他们便越发确信它是一个惊人地强大的通讯工具。随着几位研究人员编写出特别的程序,允许信息发送给网络上的任何人,电子邮件开始在系统中开花结果。不久,它就被称为E-mail,并且这个名宇固定下来。新闻组(newsgroup),即电子公告板也繁荣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在新闻组上张贴一个新主意或实验结果,而组里的每个成员都可以阅读和加以评论。

政府继续资助IPTO相关的项目,一直到90年代。在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为创建因特网的骨干——由在全国传送数据的路由器组成的网络,美国政府基金投入的资金总计达20亿美元。这个系统在70年代已经得到了完善,但是它依然主要是学术和政府机构的网络,每天来往传送数以千计基于简单文本的信息,而少数新闻组由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支撑着。到目前为止,网上还没有任何商业内容。在80年代初,美国政府决定对该系统降低机密等级并公开化。

当时鲍勃·泰勒已离开IPTO。遭受官僚主义、保密制度以及缺乏商业前途的挫折后,他于1971年去了施乐公司担任帕洛阿托研究中心(PARC)的负责人。结果这成了极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从ARPANET项目带来了对数据包联网的深刻认识。泰勒一到PARC就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在那里召集全世界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组织他们建造一个全新的计算机系统,它能让每个用户在办公室就能得到计算机的全部能力。各个计算机将在一个联网环境中连接在一起,用户能够在其中共享信息和合作。这是对未来办公室的展望,对施乐来说则是一个理想。

第一个明白泰勒设想的价值的人是他的同事,软件专家巴特勒·兰普森。在PARC时,兰普森与一位名叫查克·撒克尔的硬件专家都同意泰勒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要设计出实用的个人电脑,并且每个都具有全部分时系统的能力,他们就必须降低系统的成本。(当时它的成本每台超过25万美元。)三个人决定从头开始建造自己的机器,尽可能多地使用集成电路。用这种方式,他们便可以通过使用更多的硬件来应付正在处理的新而复杂的问题——比如高分辨率、用户友好屏幕显示器和面向图形的程序等。

他们把新计算机叫做Alto。从一开始,它的目标就是成为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系列中的一员,并在一个使用相同的数据包联网方案的网络中连接在一起,这种方案已经为ARPANET设计好了。1972年,兰普森成了第一个使用短语“个人电脑”的人。在那年秋天的一份备忘录上他写道:“如果我们对廉价而强大的个人电脑效用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我们应该能够在Alto上令人信服地把它们表现出来。如果理论错了,我们也能够知道为什么。”

6个月后,第一台Alto竣工了。它使用一个鼠标作为输入设备,并且具有所谓的“位图显示”,意思是屏幕上的每个点或称像素都能够被单独控制。它以清晰的黑白方式显示图像(它展示的第一幅图像是来自“芝麻街”的“曲奇怪兽”)。最妙的是,这台计算机成本只有大约2万美元,几乎是最便宜的可比的分时系统价格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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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Alto的发展是惊人的,同时它把巴特勒·兰普森带进了不知深浅的水里。1973年,作为主要的系统设计师,他造出了一台能够提供空前能力的计算机。这台机器的核心配备了足够的马力——位于无数的集成电路和系统板上——可以分别控制屏幕上的每个点。这需要大量新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以容纳屏幕上的图像,当时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公司正在出售这种芯片。然后还要有许多计算电路——所有这些都是在电路板上建立的,因为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第一批微处理器还过于低级,无法满足这种新型计算机的复杂要求。实际上,施乐人已经建成了带有特殊用途的图形和输入设备的定制的微型计算机。现在,问题成了他怎样使用这一切能力?最初,兰普森采用了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1969年在一次初级演示中展示的想法:重叠的窗口,每个窗口都包含自己的信息。随着兰普森在屏幕上添加越来越多的窗口,他意识到需要一种方式来管理它们。于是就诞生了图标(icon)的概念,即窗口的缩微图像,它将允许他在另一个窗口工作,而如果需要的话,又可以立即进入缩小了的窗口。

输入方法是用Alto工作的操作系统的另一个主要创新。用户可以同时使用鼠标和键盘,控制光标使它移动到屏幕上的任何地方。鼠标按钮的各种组合执行不同的任务,但是这些组合与各种应用程序是一致的。菜单按钮一般显示在屏幕上,用户可以点击它们来启动命令。滚动条被安排在顶部或者窗口的边上,既允许在文件文档中顺序移动(或沿着图像移动),也能够跳到另一个区域。以前从未实现这样复杂的操作。

兰普森掌握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视图”,即有效地显示信息的方式。随着位图复合屏幕的问世,他能够创建一种名为“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功能,缩写为WYIWYG。这意味着文档在屏幕上显示的与打印出的结果完全一样,再也看不到任何神秘的格式代码。而且他可以立即试验不同的视图获得图像,并同时在屏幕上显示两个不同的部分。

还存在着集成的问题,即提供一个统一的用户界面使得各种应用程序里的数据可以合并。这在将图片与文字联合时尤其复杂,但兰普森知道系统的图形元素对成功至关重要。他安排一组工程师建造很多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绘图,以便使图形可以在Alto被精确地再现。兰普森努力鞭策自己和手下,不仅建造操作系统而且建造在机器上运行的所有关键应用程序。结果是一项创造性智力加纯粹的努力工作合成的惊人业绩。

把所有一切集中起来后,Alto代表了70年代初极为进步的计算机系统。不幸的是,兰普森小组在技术上的赌注压错了。他们建造的硬件全部基于集成电路,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更廉价的微处理器大量登场。无论他们怎样改进,PARC小组都无法使Alto的价格低于2万美元。另外,施乐的营销部门也不欣赏这台机器。它只是将Alto作为单个工作组的成套计算机的一部分出售。实际上这种型号机器总共只卖了15万美元便脱离了小商业市场。

但是PARC依然被埋没在施乐在复印机上近乎垄断带来的大量现金中。预算年复一年地增加。PARC的研究人员通常把自己看作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一个消费品运营单位。回到康涅狄格州斯塔福德的施乐公司总部的经理们几乎从未想过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工程师们,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对公司的业务并不重要。实际上,多年来在PARC上取得的无数重大突破最终只是招来大公司的讥笑,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盘算怎样把学术上的进步转化成有利可图的商业产品。撒克尔和兰普森继续建造Alto。最终,在PARC办公室周围积累的这种机器超过100台,但很少卖到公司以外。几年后,一个比较有商业头脑的PARC的雇员试图营销一种价格较低的版本,名为“星(Star)”,同样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Alto对这一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这种面向图形的机器给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带来了灵感。

后来,兰普森和撒克尔又设计了一系列专用计算机,其中的第一个现在叫做“服务器”。这些计算机通过卸除一些计算强度较高的任务,而把它们转给专用的设备,从而为硬件提供了更强大的能力。这种设备之一就是向激光印字机送纸的打印服务器。激光印字机也是由另一位施乐的天才盖里·斯塔克威瑟设计和建造的,他与另一位施乐PARC的同事朗·瑞德以及巴特勒·兰普森共同创造了铅字质量的印刷字——激光排版的先驱。

为了让一切值得打印,兰普森需要一个电子文本编辑器,它能够在图形用户界面领域内工作和显示。所以他又提出了第一个文本编辑器,它显示的字与最终的打印结果完全一样。这个编辑器的名字叫Bravo,是与查尔斯·西蒙尼(现在是微软的首席软件设计师)共同设计的。这个产品后来成了微软的Word的基础。

虽然作为个人“台式”系统失败了,Alto依然是一项业内领先的成就。到1975年中的时候,它成了单个计算机的完整的计算系统,所有计算机都与文件服务器(存放文件的场所)通过网络连结,并都能够生成激光印字机质量的输出。PARC的计算机专家们在最新技术上领先了多年,他们已经为下一个十年的计算方向预先做了大量工作。

只有一个问题:施乐的经营着们依然无法想出怎样销售它。但是,业界其余的人显然认识到这项工作的价值。于是像Adobe这样的公司从PARC创造的产品中起家了。整个激光印刷工业都是建立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微软和苹果公司争斗不休的图形用户界面早已在施乐的PARC就已产生了。所有这些重大突破都很重要,并且只要有一个就应该使研究机构出名。但是真正使施乐的PARC出名的革新却是在个人计算机上产生并首次实现网络系统。这一网络方案是建造Alto计算机的目的。这一系统被称为以太网(Ethernet),最终将产生出未来的办公室——但不是为施乐公司。

局域网——IAN指的是PC的简单网络。它们通常面向工作组或群集的工作单位,使计算机能够交换存储在中央服务器上的文件集,并共享打印机或扫描仪这些昂贵的设备。PARC的开创性工作归功于泰勒的设想和在ARPANET上获得的经验,它为互相连接的个人计算机提供了简单、廉价、多机种的网络。在80年代中期,网络在许多美国企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数据联网时代第一个大公司:Cisco Systems。它的关键产品就是基于ARPANET的第一台真正的路由器——它的名称与公司名相同,设计这个商业产品的目的是用来管理向互相连接的数据网络上其他位置传输数据包。它很快变成一项巨大的业务,但是施乐错失了所有良机。

泰勒1971年离开IPTO后,拉里·罗伯茨留下来继任。到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的ARPANET网上大约有30个节点。在整个70年代,这个网络一直是保密的,访问权只授予那些为国防部工作的机构。它的先决条件是所有站点都是安全的。毕竟,如果某个机构有权进入这条国防部网络,表明它已经得到安全许可并且肯定有能力获得连接所需的设备,但是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内部安全功能。具体实现这些功能将在这一体系结构最终为大众所用时变成一个重大问题。

在稍前的1969年,曾使用过与数据包网络类似的想法,目的是推动正在夏威夷开发的一个网络。夏威夷大学遇到一个独特的问题:它的校园散落在几个岛上。70年代初,AT&T垄断着电话通讯,所以岛屿之间的电话收费极高。一批工程学教授希望在散落在岛屿上的7个校园之间来往发送数据。AT&T的电话非常昂贵而现金又有限,所以大学需要一种便宜的通讯方式。其中一个教授发明了一个名为AlohaNet的系统。它使用定制的硬件将计算机数据转换为包,然后*老式的出租车无线电、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把包移来移去。设想是通过无线电波来广播数据包,而不是通过电线发送。在其他岛上的网络接收者调到同一频率,便能够收到信号。如果包是发给指定机器的,只有那台机器才捕获它,其他网络地址将置之不理。这实际上就是应用于无线电的数据包概念,它产生了一个能够工作的岛间网络。它也推动了几年后在施乐的PARC开发的计算机联网方案。在PARC的主要开发人员之一罗伯特·梅特卡夫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AlohaNet系统。他在施乐时协助研制了一个类似但做了改进的系统,它被加以重新安排以便在同轴电线(最终在普通电话线上)运行,后来变成了现在常用的以太网联网方案。

到1973年时,ARPANET开始遇到严重问题。建立最初的体系结构时,对于这样大的网络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根本没有任何认识。现在有了许多节点以及数千个用户,早先的一些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要重新配置这样一个系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到1974年,斯坦福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帮ARPANET的主要承包商开始研究对网络进行新的设计。但因为这一项目缺乏商业迫切性,所以直到80年代才结束。他们创建的传输控制协议(TCP)是重新设计的关键。这一协议能够在任何操作系统上运行,所以允许完全不同的计算机加入网络。它的三位主要作者是史蒂夫·克罗克、鲍勃·卡思和温顿·赛夫。到70年代末,他们三人都在UCLA工作,所以协议经过了无数次重写。1981年,ARPANET终于正式转换到TCP上,这就是因特网的诞生之日。网络的控制权从ARPA这一研究机构首先移交给国防通讯局(五角大楼的分支机构),最终交给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此过程中,80年代初时,保密的ARPANET系统逐渐让位给一个蔓延开的主要为学术性的网络(虽然也有一些国防承包商加入),它是由互相连接的站点组成的,任何人只要有一个路由器就可以加入。它的名字也变成了“因特网”(Internet)。

引进TCP以及配套的网间协议(IP)是关键性的一步。TCP/IP的广泛采用开辟了“互相联网”的可能性,把各种网络联接在一起。实际上,TCP为任意两台机器共享网络通讯提供了一个标准方法,而IP则为包的发送与提交提供一种方式。另外,路由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数据包在互相连接的网络上通过路由器发送和传递,直至它们到达目的地。

所有这一切在80年代初就已经到位了。可如果没有两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之间的罗曼史的话,它也许依旧是一个用于交流研究的纯粹学术工具。已婚夫妇桑迪·勒纳和伦纳德·波萨克1984年时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任务是管理计算机试验室,那里安装了几十台计算机终端供大学的科学和工程学学生使用。两人在分开的大楼里长时间工作,对不能通过计算机来往送信互诉衷曲感到很失望。原因是:斯坦福有几十个小型计算机网络,但网络之间互相都是孤立的。

随着勒纳和波萨克深入思考这一窘境,他们认为也许可以再加工IMP的设计思想为自己所用。当时,来自斯坦福校园不同地段的数据流都传送到Internet上——要到达校园的另一地段,它必须先通过因特网发送然后在另一区域的“IMP”计算机接收。这一对计算机研究生认为这种方式有些荒诞。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让本地数据流在被送往Internet之前先传遍校园各处。为什么不能设计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它的任务是管理各个小的本地网络之间的数据流,而非得使用价值10万美元的特制IMP路由器,把所有数据流都推给Internet?在前一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比如斯坦福——信件将留在校园以太网线路中,而有Intenet地址的信件将被自由地路由到Intenet上。

因为他们所在的学校有着强大的工程传统和大量计算人才,所以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来试验他们的设想。1984年,经过一番修补之后,他们完善了设计,并创办了一个名为 Cisco Systems的公司来生产简单、小型的路由器。到8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遍地开花,尤其在公司的桌面上。这一局面一旦出现,商业用户很快就需要把那些台式计算机连起来,以便共享信息或打印机,或者交换电子邮件。苹果公司依*其Macintosh系列早早便加入角逐,它提供一种内置式、低容量的联网功能,名为AppleTalk。其价格不高(功能是免费的),所以站住了脚。但是本着苹果公司的一贯作风,它发明了自己专用的系统,所以 AppleTalk与任何 IBM计算机或克隆品都不兼容。另外,它太慢了不适合作为商业用途。

与此同时,施乐的以太网方案只用于在本地公司范围内发送信件和数据包。一组台式机配备以太网卡后,即可插进一个“集线器”(把一个本地用户工作组连接起来的设备,这些用户共享同一个网络分支)。每个集线器也以同样方式与其他集线器连接,它们共享一条互联通用线路。当包数据流被发送到网络上后,它被送往一个公共段中所有联在一起的集线器,发往指定计算机的数据包将自动在那里终止。

只要所有通讯流保持在网络的一段上,用一串互联的集成器就能很好地工作。但要连接不同的段,则需研制一种称为“网桥”的设备。这些设备不加区分地传递出现在联线两边的所有数据流,就像网络各部分之间的一座桥,允许在一个区域发送的包到达另一区域。这扩大了网络的范围,但它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线路上来往飞驰的数据流量。随着联网技术开始流行,企业网开始产生巨大的网络流量。

不幸的是,网桥很快就被冲垮了。相反,Cisco的路由器是从LINC和IMP一脉相承地设计的,它不仅能维护发送数据的地址列表,而且非常聪明,能够检查数据包并把它们路由到正确的地方。路由器从任何使用TCP/IP的计算机系统接收数据包,先检查包的头栏中的目的地,然后将它路由到相应的地方。一旦路由器认为进来的包上的地址属于本地网络,它将捕获它并把它留下来;否则让包放行通过。本地通讯流绝不会跑到网络的其他地方,所以拥塞现象大为减轻。只要路由器在它们能发现的地址方面不断相互更新,每个路由器位于网络何处是无关紧要的。

到80年代中期,互相连接大量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的能力变得极为重要,而这正好是勒纳和波萨克最初想法的核心。在大多数企业中,不仅有许多传统大型机和小型计算机系统,也存在大量的个人计算机——从苹果机到PC兼容机——以及工程师和专家们用的各种功能强大的工作站。要想让老式与新式计算机、苹果机与PC机互相直接通讯简直是一场恶梦。但如果让所有计算机使用TCP/IP作为数据包的语言,并把通讯流交给一系列互联的路由器处理,这些路由器互相都交换路由表,联网的困难便被干净利落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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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IBM PC在80年代后期开始势头强劲,联网变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Cisco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随着越来越多的通讯流开始在企业网之间流动,越来越多不同的企业站点连到网络中,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长。Cisco的创始人们最初是通过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耦合来制造出他们的设备,这些软件能够检查、路由并管理每个包。1987年时,公司还相当小,只有10名雇员,公布销售额不到500万美元。更糟的是,波士顿的两家新公司Synoptics和Wellfleet资金更充足,提供的路由器也更复杂。毕竟路由器的设想是基于原来的BBN IMP计算机,并且本身没有什么大秘密。工作难点就在于创建能够管理正确地为数据包导向的地址表软件(地址表即网络上能够到达的所有其他路由器的位置)。

作为反击,Cisco的创办人勒纳和波萨克开始在北加州寻找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很精明,知道需要大量融资才能让公司上一个台阶。不仅他们的路由器必须升级才能处理更多的数据流,公司也需要招募一支能向企业经理推销的老练的销售队伍。那一年,他们从红杉联合公司——由唐·瓦伦丁领导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获得250万美元投资。瓦伦丁曾经是国家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跟费尔柴尔德干过一段。多年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早先有机会在苹果公司投资却错失机会,反而让自己从前的雇员迈克·马克库拉提供种子资金(结果成了亿万富翁)。

Cisco Systems使瓦伦丁产生深刻印象,他认为只要它的创始人让他指导生意,公司必能驾驭网络革命。依*250万美元投资(这也是Cisco接受的惟一的风险资金),瓦伦丁成为董事长,并开始催促两个创办人对公司采取更专业的方针。勒纳和波萨克都从未在学术圈外工作过,他们缺乏竞争天性,而瓦伦丁知道这种天性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获得成功的根本。他觉得TCP/IP将成为世界标准,同时他也理解网络经济的基本规则: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网采用基于TCP/IP和以太网的系统来联网,最终任何其他方案都将无法立足,即使它们更好。随着联网的迫切性的增强,瓦伦丁希望花大力气,而且尽早把公司建成市场的领头羊。

然而,他越是催促采取进攻性行动,来自两个创办人的阻力越大。1988年,他终于提议:他将安排自己的同事约翰·毛格里奇当总裁,并买断原始创办人的全部股票。红杉公司出价2亿美元给两个创办人请他们离开。瓦伦丁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不讲废话,他从未喜欢过史蒂夫·乔布斯,对勒纳和波萨克也如此。两人接受了提议,揣着他们的钱离开Cisco。她成了一个支持动物解放的著名金融家和化妆品公司总裁,他则开办了另一家计算机公司,新公司的目标是加快计算的速度。

将赌注押在TCP/IP上使Cisco在90年代初得以迅猛发展,正如瓦伦丁预言的那样,TCP/IP被采用为事实上的联网标准。因为大量现有的学术网络的基础已经使用TCP/IP协议进行Internet通讯,再加上新一代的学术工作站(围绕一种名为UNIX的工程操作系统建造的,TCP/IP已内置于其中),这就已经有了一个资深用户基础。因为以太网以同样的数据包标准为基础,企业网的买主们使TCP/IP和以太网协议成为标准。标准越普及,网络工业卖出的设备越多。在网络业的核心处,最赚钱的设备就是路由器。拥有最好最大路由器的公司当然是Cisco。1990年,Cisco的收入持续增长,达到大约7000万美元。然而公司现在虽然有了250名雇员,依然没有从群雄混战中脱颖而出。

随着Windows 3.0新版本的发布,而 IBM又未能把OS/2变成有利可图的替代品,企业市场进入联网能力爆炸性的扩张阶段。Windows的新版本把联网能力内置于操作系统中,所以任何运行这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都可以加入网络,只需要添加一块以太网接口卡,设置几个数字,然后插进正确的电缆即可。这意味着能够实现企业联网的路由器和集线器的供应商有生意可做了。在毛格里奇的领导下,Cisco建立了一支极为有效的全国性销售队伍。同时,公司开发了一种软件的路由器操作系统,对于要依*Cisco设备实现标准化的顾客来说极其有价值。从1990年开始,公司的收入每年翻一番倒1994年时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而收入也达到3.23亿美元。Cisco不仅在企业网市场是显然的领导者之一,而且与3Com和Bay竞争激烈(Bay是由Synoptic和Wellfleet合并组成的)。

现在,借助万维网的发展,因特网开始受到大众的欢迎,它带来一个标准而优美的方式,在从前是纯文本的网络上实现图形和信息的共享。因为因特网渊源于斯坦福的学术计算,Cisco自然是近水楼台。因特网完全*TCP/IP数据包来运行,所以以太网联网设备自然成了建构它的方法。在本质上,因特网不过是一组世界范围的非常大的路由器,它们都说着相同的语言,可以来来回回传送信息。一个长途信息也许从小的本地路由器开始传递,经过大学或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儿较大的路由器,再经过国内几个大站点管理的某个网关处更大的一些路由器,然后按照相反的过程向下传到地球另一端的另一个路由器支持的某个人的地址。对这些路由器的需求对Cisco Systems来说真是太好了。瓦伦丁和红杉公司买的2亿美元股本到1995年时已经价值60亿美元。约翰·毛格里奇,这位瓦伦丁亲手挑选的总裁最终拥有公司的1.5%,即1000万股,到90年代中期价值大约10亿美元。1997年,Cisco骄傲地宣布销售70亿美元,收入13亿美元。最妙的是,即使与竞争者相比它在企业数据联网业务稍有偷懒,它依然在用于运行因特网的设备方面拥有80%的市场份额。这一领先地位使Cisco占了大的先机,因为因特网一直是每几个月规模就翻一番,未来所有声音和数据通讯流看起来很有可能要以某种方式通过因特网来传送。

当企业网正在使用路由器让它们各个部门和场所发送电子邮件以及与分公司办事处通讯时,一组全新的用户通过调制解调器进入了数据通讯的世界中。大多数PC都支持调制解调器——一种允许计算机使用普通电话线收发数据的设备。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许多公司试图做一项新生意,即提供一系列能够从配备有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进行访问的服务。这被称为联机服务,它们是万维网的前身。

专有的联机服务——访问收集的信息、秘密情报、新闻、邮件、软件、游戏等等——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用户友好的软件“包”。只要计算机有一个调制解调器,并能够运行软件,就可以得到这些服务。MCI尝试过为所有计算机用户提供普及的电子邮件服务,这项任务是由TCP/IP标准的主要研制者之一的温顿·赛夫领导的。但是其系统——MCI Mail的接口用的是一系列神秘的基于文本的命令,所以只有计算机热衷者才能理解。由H&R Block拥有的CompuServe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公共消费者联机服务机构。不过它的产品许诺的要比通过当时缓慢的调制解调器实际能提供的要多的多。CompuServe创造了一个业务,但它主要是吸引了一些铁杆技术人员,因为它的许多计算机论坛提供大量可供下载的共享软件。

联机服务的突破口来自一个依*Macintosh平台成功的的企业: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AOL)。该公司最初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内部项目,目的是开展苹果专用的联机服务,它态度生动并配有图形。但当苹果公司改变了方向并放弃已注册商标的联机服务业务时,它让出了在此过程中已创造的界面,这是今天AOL起始屏幕的早期原始版本。当时,它比Windows上任何可得到的东西都好得多。

苹果把视觉化联机服务的权利卖给了曾经主办过这种服务的公司:量子计算机服务(Quantum Computer Sevices)。这家公司是由一位在夏威夷长大的聪明的小伙子史蒂夫·凯斯经营的。凯斯与哥哥丹尼尔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做很多小投机生意,从柠檬水货摊到卖杂志。凯斯1981年从威廉学院一毕业就继续他的企业家之梦。与第一批联机电视游戏公司之一 ——The Source的创办人的会面是一次机会,它给了他灵感,即为新兴的PC或电视游戏市场提供联机服务。公司开始与阿太里、Commodore和Coleco(这些都是80年代中期消费电子、电视游戏和计算机产品的制造商)做交易;后来赢得了大奖:苹果。凯斯意外地得到一笔生意:管理苹果的联机服务,从此他的公司Quantum开始赚钱了。

苹果退出后,凯斯立即把 AOL Macintosh风格的外观换成Windows版本。当Windows销售在90年代初暴涨时,凯斯利用这一机会“在线上”扩大市场份额。AOL在CompuServe之前抢先发布其软件的图形化Windows版。这一招抢先,借助于聪明而咄咄逼人的营销方法,再加上凯斯喜欢不断升级,使AOL在联机服务上成了十足的赢家。它当然得益于从1990至1995年期间,在美国销售的PC类计算机的数量快速上扬,从1000万台上升到1亿台。几乎所有PC机都带有调制解调器。美国在线的订户数也随之增加,不久就远远超过CompuServe,后者曾在80年代末第一个突破100万大关。到1997年,AOL宣布订户数达1500万——它最终将买断CompuServe。1997年时,它的收入为20亿美元,而市场资本估价达130亿美元。巧合的是,选择退出联机服务的苹果公司当年公布销售额为60亿美元,而市场资本只有40亿美元,它正在萎缩。

然而,1500万订户与因特网可能达到的广阔天地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希望是哪里有电话线,哪里就可能有路由器或调制解调器与因特网相连。AOL和CompuServe遵循的模式要求他们向用户提供软件——图形、组件和连接引擎等。而在因特网上,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软件。正是因为缺少人口的障碍使它得以迅速起飞。

联机服务为即将随因特网的发展而发生的革命准备好了市场。到1990年时,因特网早已长大,与国防部脱离了亲子关系,控制权已经移交给一系列特别工作组和标准化团体,他们规定应该做出何种变动。域名服务公司(DNS)接管了域名的注册,最终在因特网世界中定义联机群体或目的地。因特网协议的优美与简洁,以及允许任何人只要同意透明地传递通讯即可加入的基本网络设计,使它在全世界学术界和政府领域迅速成长,尽管这离商业应用还很遥远。

当时,全球网络上一个重要节点位于瑞士的日内瓦,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eaire,通常称为CERN)的总部。它有9000名入会的物理学家,也是因特网社会最大的个人成员之一。CERN正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怎样才能不花大钱就分享笔记和研究论义、照片、图形,以及牵涉到其他内部和外部论文的注释呢?答案出于一个名叫蒂姆·伯纳斯—李的程序员之手,他可能未料到他的程序将成为一扇大门,世界上的其他人将通过它进入因特网。它将被称为万维网(World Wid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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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伯纳斯—李在CERN读研期间编写了一个原始程序。他的想法是用互相链接和互相连接的电子文档创建一张网。在当时,这是很难实现的,于是他放弃了努力。然而,1990年,已经35岁的伯纳斯—李觉得它也许并非遥不可及。而且他认为这有可能在他刚看到的一种新式计算机上实现,这种计算机似乎正好融汇了可视化显示信息的硬件和软件。它就是史蒂夫·乔布斯的最新式计算机:NeXT。

这种全黑色的时髦机器运行一种UNIX版本,当时大多数因特网社会都使用这种合并了TCP/IP的操作系统。这个方盒子虽然在学术界受到欢迎,但在商业上从未获得成功。伯纳斯一李花了几个月时间为新计算机重写源程序。他创造的东西叫做“浏览器”,它*的是一些能够让你跳进去的网“页”。这就是万维网的第一版。伯纳斯—李自己杜撰了这个名字,而且通常把它缩写成WWW。虽然伯纳斯—李为系统建立了工作框架,但真正完成其核心代码的任务是今天的其他人。它是围绕一组代码建立的,这些代码定义屏幕上的特定区域应该显示何种属性,它们被称为HTML,代表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这些代码指定了网页上对象的形式。有权进入提供服务的HTTP计算机地址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网页(HTTP意思是超文本终端程序,Hyper Text Terminal Program)。

伯纳斯—李使用一种简单的“标记”语言,这种标记语言限制在屏幕上显示文本行或块的方式,然后将它们在“页面”上联系起来,并把文字与页面一起塞进“精简”的版本中,这样,他就发明了一种方法,不用做的很大就可以显示相当复杂的内容。这意味着这些内容在合理的时间内可以通过因特网发送并在任何连接的机器上都是开放的。结果是出现了身临其境的交互活动,即使观看者也许远离存放第一页的计算机数千里。而反过来,那一页也许离它提供链接的另外页数千里。

链接描述的是在页面上某个区域“喀哒”按一下便让观看者跳到另一页。这种动态链接成千上万因特网用户提供的信息,随时随地创造数百万不同页面的组合的功能,是万维网如此受欢迎和其强大的主要原因。当用户在从一页到另一页“冲浪”时,这些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的计算机上,页面将在一个“浏览器”窗口内显示,链接将只是一个颜色不同的字或图。并且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以一套共享的版式标准为基础,对每个观众来说,它都是一样的。

伯纳斯—李是一个语言纯正癖者,他不喜欢图形。在他看来,它们会搅乱理性思维的清晰路线。所以尽管他的想法很有趣,它们依然是当时很小的因特网小圈子里不起眼的一部分。

大约从1992年开始,CERN的人们开始分发伯纳斯—李程序的拷贝,并通过因特网邀请他们的朋友也来试试。第一张网页是http://info.cern.ch。慢慢地,人们开始尝试这种新程序了,但当时只有学生、学术研究者和技术人员才使用因特网。它虽然很强大,用起来却很难。

但伯纳斯—李成就的优雅和强大并未埋没在全世界学计算机的学生们的小圈子里。到1992年,其他几种浏览器程序也编出来了,而且对伯纳斯—李发起的网的兴趣不断增长。浏览器不是很复杂的软件,应该把它们看作数字时代的一种图书馆卡片。简单的浏览器只是让用户取一张网页来看看,而网页本身是相当原始的:大量的文字,没有图形。当时,仅有的在线图形一直是由联机服务如 AOL等提供的。然而,要在因特网上实现这种级别的图形就意味着使用由联机服务本身提供的软件(其中包含了图片),并强迫用户在联机服务系统的结构和限制内工作。

1992年11月,位于伊利诺斯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NCSA)的一位专业人员看到几篇WWW文献,他立即被迷住了。戴夫·汤普森使用的是另一种因特网搜索工具——当时很流行的Archie来测览万维网。他从CERN站点下载了免费提供的几个浏览器程序,他认为这种系统可能正是NCSA所需要的,以便让数千名计算机科学家方便而有效地共享信息和研究成果。他把它拿给老板看,老板也很感兴趣。然后他又拿给一个年轻的拿最低工资的黑客看,他在中心的一间地下室工作,他的名字叫马克·安德里森。

安德里森来自威斯康星州,是一个聪明的身材魁梧的家伙。他在一个农村小镇长大,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种子推销员。在伊利诺斯大学时,他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但他与他在NCSA的老板(魏蓓)相处的不太好。她认为他不是个好程序员,而且更糟的是他有个很恶劣的习惯,就是老想依*他那个小组其他人在PolyView(一种图形程序)上的工作而出名。安德里森也坦承自己不想当一个程序员,他想要成为一个小组负责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甚至一个商人。但安德里森具备黑客的道德观:他喜欢全身心投入一个项目中,连续鏖战几个通宵把事情搞定。就在看了汤普森展示的CERN浏览器之后几天,安德里森就捣鼓出自己的粗糙版本。

老实说,安德里森不太像个程序员。他的软件经常有毛病,疙疙瘩瘩。然而,他确实比地下室的大部分黑客同伴们有一个长处: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所以他能够说动小组中最有天赋的一个人埃里克·比纳来帮助他。比纳被称为神风突击队程序员,对于一个项目他能像疯子一样连续48或72小时工作。更妙的是,他被公认为是一个软件超级明星,能够把程序编得优美漂亮。六个星期后,两个人编出了一个巧妙的新产品,他们把它命名为Mosaic。

在编制Mosaic过程中,比纳遇到当时初级浏览器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并且全部解决了。他所创建的核心是一个接口——一种用户能够处理他在因特网上找到的材料的方式,并且以一种自然和舒适的方式这样做。首先,他能够让这个产品平稳、方便地运行,把复杂而神秘的命令藏在Mosaic的“外围”。比纳的新浏览器简单而合乎逻辑,并且它的工作方式是没有经验的用户也易掌握:指到一个东西上,用鼠标按钮在上面点击一下,就等着看发生的事了。其次,他设计了一种方式,把图形与文字一同显示在窗口上。此前,伯纳斯—李曾经在他的浏览器中包含了显示图形的功能,但他把它们隐藏在图标下。在Mosaic中,只要原文(本身驻留在网页上)是以与观看者的机器兼容的图形格式存储的,图形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正是简单界面与自动显示图形功能相结合将Mosaic与其他浏览器程序区别开来。当全世界其他程序员还在为让图像与文字方便地交互操作而奋斗的时候,比纳只花了六个星期就完成了这一任务。突然之间,一张网页看起来更像杂志而不是计算机显示屏。NCSA——它拥有该产品,因为是它自己的雇员在公司的时间内创造的——负责向因特网群体发放Mosaic。到1993年春,它允许人们下载,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因特网散发百万份以上的拷贝。对从前难以使用的因特网来说,它引发了一场小爆炸,但它的影响仍然有限。毕竟这是一个学术活动,很少有宣传支持,下载100万次与具有100万个网页有很大的不同。在WWW能自夸有上百万的用户用一种允许其他人访问的格式并真正在上面放东西了之前,它将依然是一个小而有趣的实验,仅此而已。

1993年12月,马克·安德里森从伊利诺斯大学毕业,前往加利福尼亚去接受一家公司的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种通过因特网进行交易的安全方式。从老的ARPANET移交给NSF后这些年来,它已经开始从纯学术网络慢慢地变成一种大众数据天地。即使在90年代,使用它还是需要专门的计算机科学培训,因为它的浏览和管理工具都很不直观。但随着PC革命势头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使用它的技巧。结果现在发展出大批论坛和特殊兴趣的小组,而其中有些走在前头的用户开始想到它也许能形成一种经济力量。这在软件公司尤其流行,他们觉得对软件分发方式可以加以改革,通过因特网来分发程序。当然,它离成为主流渠道还很遥远。安德里森帮助研制的浏览器流传开来后,观看过它的人五花八门,其中就有《纽约时代》杂志的约翰·马考夫,他在1994年初写了一篇有关Mosaic的神奇能力的热烈的报道。故事流传开不久,安德里森收到一封来自吉姆·克拉克的电子邮件,他以前是斯坦福大学的商业教授,曾经创办了Silicon Graphics,一个专门生产工程师和电影特技制作者用的高档工作站的公司。克拉克刚刚被迫离开他共同创办的公司,正想找点事做。因为Silicon Gaphics的机器使用UNIX操作系统的一个变种,UNIX是连接到因特网的大多数学术计算机所选择的操作系统,所以克拉克与因特网世界有很密切的联系。随后的几个星期,克拉克与安德里森谈论Mosaic是否能用做交互式电视的软件。但是随着两人对WWW内在的可能性谈论的深入,他们开始认为生产Mosaic浏览器的商业版本也许是一个更好的生意。

他们在1994年创办的公司名叫 Mosaic Communications,起这个名的想法就是要利用Mosaic浏览器。克拉克拥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但安德里森也拿到20%,因为他为公司从NCSA带来一帮地下室的黑客,特别是比纳。伊利诺斯大学反对使用该软件,因为它是花学校的时间和金钱开发的,大学还起诉新公司的创办者们。双方最终和解了。1994年公司更名为Netscape(网景)。

吉姆·克拉克在风险资本家中素有守信的声誉。Silicon Graphics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是成功的传奇——1992年时销售额上升到超过10亿美元。克拉克高个子、金发,相貌堂堂,他喜欢与硅谷有权势的精英们交往。更妙的是,他粘了点好莱坞的魅力,因为他以前公司设计的机器被很多地方使用,比如Pixar(生产数字动画、电影)以及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的Industrial Light&Magic(以特技魔术而闻名)。结果,Netscape的资金充足,并且能够发起强大的公关攻势。宣传的重心就是要把马克·安德里森打扮成万维网的神童,这个小伙子用他的浏览器把因特网变得大家可用了。因为NCSA仍然在赠送它的创览器,Netscape必须想出不同的办法来产生收入。他们决定也赠送浏览器,然后向一些服务商和公司出售更先进的软件,这些公司希望使用万维网的原理向雇员、客户或公众提供信息。

Netscape得益于幸运与天时奇妙的结合。到1994年末时,很多人开始使用某种浏览器蜂拥而起建造因特网。伯纳斯—李创建的基于标准的软件系统非常简单,所以很多懂点计算机的用户都可以建立网页。新的因特网环境不再受美国在线这样的联机服务公司强加的规则和格式的限制,成了对一切人自由的场所,只有技巧、聪明和想像力上的差别。突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动因,网页开始蓬勃发展。任何兴趣都可以表达,所有爱好、感情或堕落不久都在网上有了一席之地。随着可以得到的各种素材的暴增,网的使用也急剧增加。到1994年,Netscape已经成为新闻热点传奇和万维网的新风景线,而安德里森就是它的明星。因特网的用量暴涨,并且像数字时代所有其他成功事物一样,使用它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有价值。

Netscape赠送软件的决定尽管不产生收入,但它将因特网推进到一个新天地。Netscape采用的是数字时代的经典套路:赠送产品,希望有足够的人开始使用它,这样你便可以在以后销售相关的产品,从而创造出有利可图的业务来。1995年8月,公司股票首次上市——距公司成立将近16个月,很久才开始嫌钱。上市后,吉姆·克拉克股票价值5.65亿美元,马克·安德里森1亿美元。对25岁的他来说,从威斯康星出来到这一步真是够漫长的。

然而,Netscape的传奇也许结果是硅谷最终的“警世恒言”,如果有的话。马克·安德里森可以有1亿美元的股票,但他自从加入公司后从未写过一行程序代码。没有人为他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给在因特网上经营公司的技术人员提建议,以及回复电子邮件。这种工作以前叫做闲职。他正好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地点,而他成功地利用了这点把它变成数量惊人的个人财富。

如果没有比尔·盖茨的话,Netscape可能会继续一帆风顺下去的。Netscape首次上市后几个月,盖茨开始认识到另一股力量正在偷偷逼近Windows,它对公司控制桌面计算世界很可能造成可怕的影响。总之,一个基于浏览器的世界有可能会让Windows落伍。不久的将来,用户便可以通过浏览器窗口进行所有日常事务,并通过因特网存取程序和信息。

盖茨马上让微软转舵,他在日期为1995年12月7日(这一天是美国的珍珠港纪念日,并非毫无意义)的一封信中强调公司要向因特网发展。新行动的大部分是以公司已经做过的一项工作为基础的,这项工作就是没有成功的联机服务:MSN(Microsoft Network)。在一年之内,微软将提供Netscape浏览器那样的自己的版本,并且也免费赠送。公司所有大量成套的程序都将是为因特网而增强的。微软发起了一系列基于因特网的内容与商业计划,打断了宁静的因特网世界,但也流露出它将成为怎样重要的力量。

这也标志着Netscape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公司继续销售企业软件,它的浏览器市场输给了微软。另一方面,在销售用于服务器——向万维网上任何浏览器提供网页和信息的机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软件方面,对Netscape来说,要想取得进展被证明是更加困难。大公司们开始认为网上形象对现代企业来说是必要的,他们讨厌把业务赌注下在一个暴发户公司身上。到1997年时,Netscape开始裁员了,并且绝望地试图拉那个能够帮助创造一个避开微软进攻战术的安全避难所的同盟军:美国政府。Netscape成功了。1998年5月,司法部和22个州起诉微软违犯了反托拉斯法,罪名是:使用其在Windows市场的统治地位,强迫其操作系统的转售商只包含微软的浏览器。

业务只*一种想法的Netscape正处于困境中。这个公司确实帮助引发了因特网的爆炸,但然后它就不知所措了。Netscape不拥有任何独特的东西,没有任何无法复制的东西,而且没有发明任何东西。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Cisco,这家公司确实创造了自已的产品,然后捍卫它们,并且积极地收购新公司,使自己能够在网络市场成熟时发展壮大。随着网络奇迹的继续,运载声音和视频的数据网络也将继续发展,Cisco将继续从中获利。

像Yahoo!和Excite这类公司扩展因特网*的是免费电子邮件、搜索功能、联机游戏和直接送给用户的新闻,而Netscape什么都没有。它未能创造持久的价值,但能够不拥有任何基础技术或革新思想就发行大量股票,这对未来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教训。投资者的疯狂是一切繁荣的新市场中可预测的部分,也许这就是数字时代进入成年的一个信号。

或者,这也许只是因特网世界史无前例的一个明证。因特网这一代并不害怕技术知识。计算机和网络的技巧已经无拘无束地进入了社会很深的层面,它促使企业家行为的迸发。还会有许多潜在的马克·安德里森。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出现了65宗以上与因特网有关的股票上市。总的市场价值?接近900亿美元。并不仅仅是投资者和企业家要加入这场疯狂的网上淘金热。投资人、个人投资者现在都非常精明,他们支持那些10年前在公共市场绝不会找到资金的公司。像Amazon.Com 这样一个在线书店可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然后上市,然后让其创办者利润价值超过3亿美元,并且在几年内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图书销售商之一。这一切都归功于因特网。两个研究生灵机一动就能够想出个主意开发出类似于网上黄页这样的搜索引擎,于是就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并且以Yahoo!这个名字上市了。两个人在30岁生日前价值就有数亿美元之多。

而这不过刚刚开始。因特网真正的前途是它能为全球的所有聪明企业家打破障碍。当然这是从美国开始的奇迹,这个国家通用的电话网确保了会出现平等的因特网风格的网络。它是由已经在个人计算机革命中花费了足够的时间所以对支持新的因特网运动感到自信的投资者所培养起来的,这些投资者愿意承担大的风险。

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因特网是光荣辉煌还是花哨俗气,它的繁荣和生机都应该归功于所有时代企业家的精神,他们能够看到面前一个崭新、广阔无垠的前景。因特网是新的疆界,它仅有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像力,以及要创造事业成功的新企业家们的个人意志。如果过去10年——或者甚至数字时代的50年——的经验有什么值得反思的话,那么这两样东西在这个世界都不缺少。要说呢,只是两样东西的滋生都在增加罢了。

该死!因特网。万岁!因特网。

该死!计算机。万岁!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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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说明

本书素材有三个主要来源:过去15年与许多主要人物的会谈;同时代杂志和报纸的记载;以及描写数字化奇迹的书籍。

计算机时代的商业故事并未记诸专门的地方。它是生动的演化史,主要分布在一些商业杂志上,比如《福布斯》和《商业周刊》,以及《华尔街日报》这样全国性报纸上。贸易杂志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而家乡的报纸、地方电视和联网新闻很晚才开始报道商业,更不用说技术了。不幸的是,80年代以前的索引清单至多不过残缺不全,而且能够联机得到的文字极少。幸亏从50至60年代《福布斯》的刊物提供了IBM、电子工业和电讯方面的动人描述。

最有内聚力的数据来源是过去50年出版的系列商业书籍,它们调查了数字化革命的各个公司和人物。这种书籍许多已经绝版,难以验证数据的真伪。像通常那样,很多书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它们代表了胜利者的观点。然而有一些书还是值得为其中描写的人物和事件进一步搜集资料。

第一章 先驱和海盗

阿塔纳索夫的故事陈列在位于衣阿华州艾姆斯的衣阿华州立大学特殊收藏品部。那里的收藏极为丰富,存档的资料包括信件、新闻剪报、专利申请书、法律证明等。现在大学里还维护着一台最初的ABC计算机的工作模型,它是忠实地按照原始设计建造的。发明者的儿子——小约翰·阿塔纳索夫——是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地方的商人,对事件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尽管他当时还很年轻,记不确切关键的年份。

有两本书是介绍这个人的。克拉克·莫伦霍夫的《阿塔纳索夫:被遗忘的计算机之父》(衣阿华州立大学,1988),是以热情崇拜的态度讲述故事。另一本,《第一台计算机:阿塔纳索夫的故事》(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8),则是由曾经与毛赫利和艾克特一起为ENIAC计划工作的两位数学家:爱丽丝和阿瑟·伯克斯写的。尽管有点干巴巴,可这本书结论是阿塔纳索夫是现代计算机真正的发明人。还有一本书则是计算学早期历史(尽管只到50年代)图片和文字极好的来源,它就是查尔斯·伊姆斯写的《计算机展望:计算机时代的背景》(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然而,虽然它里面充满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计算机,可它是在阿塔纳索夫的名誉经过70年代初斯佩里·兰德公司对霍尼韦尔公司的诉讼案而得到恢复之前写的,所以把他忽略了。

对这一问题尚有许多争议,可以在一本不出名的学术杂志《计算机历史年鉴》上找到。那上面,约翰·毛赫利以及他的遗孀凯瑟琳·毛赫利多年来写了许多信,试图明确地把功劳归于他俩。这些材料和各种反证提供了对事情无价的见解。与雷明顿·兰德有关的商业故事最好的报道可在南希·斯特恩的(从ENIAC到UNIVAC:对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的评价)(数字化出版社,1981)中找到。有关詹姆斯·兰德的素材绝大多数来自《福布斯》杂志。

第二章 蓝色巨人

IBM的纨绔子领导公司走向成功的著名故事,已经在托马斯·沃森的《父亲、儿子与公司:我在IBM及以外的生活》(Bantam,1990)中做了精彩的详述。作为补充,另外两本书提供了更加有血有肉的透视:爱默生·朴的《建设IBM:构造一个产业及其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和罗伯特·索贝尔的先驱性商业研究《IBM:过渡时期的巨人》(时代丛书,1981)。凯瑟琳·费希曼的《计算机产业》(Harper&Row,1981)提供了有关IBM从60年代开始成为巨型公司的一些见解。数据大多来自《福布斯》的报道,首先是办公设备业务,其次是数据处理业务方面的。

第三章 量子跃迁

晶体管发展背后的故事从未详加披露过。有关它的早期发展最好的档案在贝尔实验室里。威廉·肖克莱是在斯坦福大学结束教授生涯的,那里把他的论文作为特殊收藏品存档。德州仪器公司也有丰富的材料,一群图书研究馆员很乐意帮助。有几本书谈论这一话题,其中最受欢迎的报道是乔治·吉尔德写的《微观世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9),当然T.R.里德的《芯片》(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4)也非常精彩。描写早期电子时代商业历史的最好的书是恩斯特·布劳恩和斯图亚特·麦克唐纳合著的《微观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至于重大突破背后的科学以及一些个人戏剧性,迈克尔·里奥丹和莉莲·霍德森的《晶体之火》(W.W.Norton,1997)侧重于晶体管的发展。查尔斯·魏纳的《晶体管是怎样出现的》(美国物理协会,1973)出色地把行为如同电子一样反常的事情变得容易理解了。大部分数字和援引的经济学数据依然来自《福布斯》的内容。

第四章 比特

本章的主要人物都还健在。大部分材料来源于对杰伊·福雷斯特、魏斯·克拉克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采访。研究“旋风计划”惟一的书是肯特·雷德蒙写的《旋风计划:计算机先驱的历史》(数字化出版社,1980)。有关早期晶体管计算机和许多早期实验系统的信息的最好来源,是阿黛尔·戈德堡汇编的《个人工作站的历史》(ACM出版社,1988),其中包含恩格尔巴特的材料。关于数字设备公司的崛起只有一本书值得一读:格伦·里夫金和乔治·哈勒的《终极企业家:肯·奥尔森的故事和数字设备公司》(芝加哥现代书局,1988)。另一本书对了解早期计算背景是个不错的来源:斯蒂文·利维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双日出版社,1984)。

第五章 芯片

这方面的素材有一部分在第三章里介绍了。与费德里哥·费格金、吉尔伯特·海亚特和特德·霍夫的交谈构成素材的一部分。这些材料,加上以前与鲍伯·诺伊斯的几次会面,以及与安德鲁·葛洛夫和许多英特尔公司从前和现在的主要职员的交谈,构成了本章的中心。有关鲍伯·诺伊斯的基本素材来源于一篇杂志上的文章,汤姆·沃尔夫在1983年期的《老爷》中写了他的故事。公司要人中有人被写过几本书,最好的要数安德鲁·葛洛夫的《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双日出版社,1996)。迈克尔·马龙写的书《伟大的二十年》(双日出版社,1985)描述了硅谷在60年代的未开化世界。由蒂姆·杰克逊写的新书《英特尔内幕:安德鲁·葛洛夫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芯片公司的崛起》(Dutton,1997)并未透露多少内幕,但不失有点历史价值。它的缺点还在于过分依赖英特尔对微处理器发展中各种事件的“官方”观点——恋栈、自私,不实的神话被几乎所有描写该公司的人不加思索地接受。大部分数字来源于《福布斯》的一系列文章,它们从这一全新领域刚出现时就开始报道了。

第六章 机器构成

与爱德华·罗伯茨呆在一起的几天提供了MITS的大部分素材,他的几个同代人如鲍勃·马什和莱斯·所罗门等补充了细节。有两本书记述了个人电脑业的早期历史:保罗·弗瑞伯格和迈克尔·斯万的《硅谷之火:个人电脑的诞生》(Osborne/McGraw Hill,1984);以及前面提到过的《黑客》。比尔·米勒德、IMSAI和“计算机园地”的故事已有细述,那就是乔纳森·利特曼的《“计算机园地”往事:比尔·米勒德亿万美元的惊人传奇》(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0)。

第七章 线路天才

要把构成本章调查的会谈列出个清单是不可能的。会见的人中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丹·费尔斯塔拉、丹·布里克林,以及苹果公司中Macintosh和Lisa计算机制造小组的每个人。苹果的故事吸引了许多作者,笔者也不例外。杰弗里·扬的《史蒂夫·乔布斯:经历胜过金钱》(Scott Foresman,1987)是许多有关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传记材料的来源。另外两本书也值得一读:迈克尔·莫里茨的《小王国:苹果计算机秘闻》(W.Morrow,1984)细述了苹果公司在Macintosh之前的故事,以及《伊甸园之西:苹果计算机清白的终结》(Viking,1989)。从70年代末开始,《福布斯》记载了许多苹果公司的故事。大部分经济方面的数字来自该杂志。

第八章 个人计算机

与IBM原来的PC小组成员的会谈是本章的基础。在提到的参与者中,刘·俄格布莱赫特、唐·埃思里奇和盖里·基德尔都与作者谈了他们在那些年不同阶段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共享这段记忆。探究IBM在80年代初内幕最好的书是查尔斯·弗格森和查尔斯·莫里斯的《计算机战争:西部怎样才能在IBM之后的世界获胜》(时代丛书,1993)。关于PC的奇迹有两本被广泛引用的书,但都略有瑕疵;保罗·卡罗尔的《蓝色巨人:IBM的解体》(Crown Publishers,1994)和詹姆斯·乔普斯基和特德·利昂西斯的《蓝色的魔力:IBM个人电脑背后的人物、权力和政治》(Facts on File,1988)。有朝一日,美国公司史上这段迷人时刻的历史将被描写出来。无疑,《福布斯》中有大量关于这一阶段IBM的文章,很多统计数字就是来源于这些资料。

第九章 核心

与比尔,盖茨和斯蒂夫·鲍尔默、微软的许多其他雇员,以及所有公司中从事个人电脑业的各种观点的人的会谈,提供了本章的素材。苹果公司的知识产权律师欧文·拉巴波特在故事的关键几处,提供了有关盖茨如何智取约翰·斯卡利的宝贵见解。微软的一个竞争者,从前是Borland的菲力普·卡恩,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软件业提出了许多见解,当然我也就这些年的情况请教了每一个重要的经理人,包括Lotus的吉姆·曼奇和Novell的雷·诺尔达。因为对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写比尔·盖茨的书自然不少。最好的是西雅图地区记者们的著作,斯蒂芬·曼斯和保罗·安德鲁斯写此人的传记是最全面的,《盖茨:微软大帝怎样重新发明一项产业并使自己成为美国最富的人》(双日出版社,1993),但该书结尾预测Windows将在90年代处占统治地位。最值得一读的书是詹姆斯·华莱士和吉姆·埃里克森的《Hard Drive:比尔·盖茨和微软帝国的发家史》(J.Wiley,1992),以及詹姆斯·华莱士的《Over Drive:比尔·盖茨和为控制电脑世界的竞赛》(J.Wiley,1997)。

第十章 无线电波

差不多几十次会谈才形成本章的主干素材。1984年我报道过AT&T的解体,在此期间,与贝尔系统和MCI公司无数的雇员交谈,其中包括AT&T的查尔斯·布朗和MCI的比尔·麦戈文。另外,对飞机电话的报道促成了与杰克·戈肯的会面。对克雷格·麦考的描述和蜂窝电话产业兴起的故事来自这些年《福布斯》的一系列文章。这一行业的诞生及其高风险的环境多年来对读者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即使没有描写麦考和蜂窝电话产业的书籍,写AT&T的解体和MCI的兴起的书也不在少数。有关MCI的最好的书是拉里·卡恩纳的《在线上》(华纳丛书,1986),里面细述了该公司得因于AT&T失势而发展的历史,展现了书中人物生动的形象。另一方面,讲述AT&T及其解体的书很多,但没有一本能够从大量法律记录的表象再进一步挖掘出这个巨人公司在解体前后对美国文化和社会格局的意义。这些年关于电讯的文章在《福布斯》中为数不少,本章大部分经济数据来自杂志的记载。对于统计特别有帮助的另一个来源是塞缪尔·西蒙的《失势之后:AT&T的解决对商业和居民电话服务意味着什么》(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s,1985)。

第十一章 万维网

本章主要由与主人公的会谈材料组成。这些人包括:鲍勃·泰勒、拉里·罗伯茨、巴特勒·兰普森、查克·萨克尔、鲍勃·麦特卡夫、唐·瓦伦丁、史蒂夫·凯斯、雷·诺尔达,以及Netscape和微软无数的员工。专门谈论施乐公司的仅有的书是道格拉斯·史密斯和罗伯特·亚历山大的《探索未来:施乐是怎样发明然后又忽视第一台个人电脑的》(W.Morrow,1988)。关于开发Alto工作站的技术背景,前面提到的由阿黛尔·戈德堡汇编的《个人工作站的历史》(ACM出版社,1988)依然是最好的独立参考源。近年出了一大批书,声称讲述因特网的故事,大多数都局限于部分参与者的选择性记忆。有助于确定真相的最好来源,是一本汇集了与主要人物会谈的书,《因特网的精神:网络神明,网民和线路世界》(International Thomson Computer Press),作者尼尔·兰德尔。另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凯蒂·哈夫勒和马修·利昂的《巫师熬夜之地:因特网的起源》(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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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企业家和发明家对于创造高技术事业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发明家要比企业家多的多。我写这本书的日的是讲述数字时代的商业史,更多的强调商业英雄,而对技术权威则着墨不多,尽管在涵盖的每项业务中二者绝对是交织在一起的。

本书自始至终都凝聚了约翰·怀利父子公司编辑人员们的汗水,主要归功于丽娜娜·迈耶斯、亨宁·古特曼和珍妮·格拉瑟。他们提供了无价的洞察力、反馈和指导。福布斯公司的凯蒂·卡弘推出本书,然后在随着书中的演化运筹帷幄、组织推敲本项目。她在福布斯的业务伙伴是芭芭拉·斯特劳赫,负责合同和谈判,与此同时,我的代理人金格·巴勃手把手地让我工作。来自福布斯档案和许多其他来源的研究帮助,是由安妮·明姬和她那些在福布斯图书馆熟练的馆员提供的。在史蒂夫·基臣领导下的福布斯统计部门将过去的美元价格转换成1998年的数字。Forbes Digital Tool网址的戴维·查巴克对我几段关键时间缺席多有迁就,《福布斯》杂志的比尔·鲍德温和埃里克·内也是如此。当草稿杀青时,《福布斯》的资深编辑迈克尔·诺尔进行了大量编辑工作,使许多隐藏的主题明显了,验明出必须编织进传奇中的缺失的和关键性的故事,并简化和理顺了本书的商业情节。

最后,我的妻子珍妮和我们的三个孩子——阿丽莎、菲奥娜和阿利斯泰尔——在我写作时一直照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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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福布斯电脑革命史》既充满了高技术带来的刺激,又不乏人世间的戏剧性,它将您带进当前“数字时代”的商业帝国中,为您引见建造这些帝国的梦想家和谋士、空想家和权贵,以及企业家和发明家。

过去的半个世纪是技术革新盛况空前的时代。技术现在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带来的真正威力和能动性远远超出我们在50年前所能想象的一切。研究高技术革命的史学家们大多青睐科学天才们的丰功伟绩,如洛夫莱斯、巴比奇、图灵、冯·诺依曼和克雷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正如《福布斯》的特约撰稿人杰弗里·扬在这篇迷人的故事里所展示的那样,科学提供的只是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它将史诗从“机械时代”档加速到“数字时代”档。从1937年开始,以第一台原始的电子计算机由衣阿华大学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物理学教授发明为起始标志,高潮为1998年的因特网大战,杰弗里·扬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60年间无拘无束的技术革新和商业天才。他用一种干脆利落、快节奏的新闻风格写作,牵着读者从杜鲁门时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实验室走进电脑空间的领域,从硅谷“线路天才”的车库走进微软的会议室,路上不时停下来揭开有关技术发明的内幕,阐明它们在高技术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的笔下既有对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安德鲁·葛洛夫和克雷格·麦考这些著名企业家和发明家生动的描绘,也细致地勾勒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发明者、勇敢的失败者,正是他们开拓性的努力创造了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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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自已的历史

准确地讲,中国计算机的历史应该始于1958年8月1日,即从第一台国产电子计算机103机的诞生算起。

早在本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普林斯顿作访问学者的华罗庚,有幸结识了“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第一台计算机ENIAC的组织者戈德斯坦,并参观了他的实验室。从那时起,华老的心中已默默地勾勒着未来中国计算机的锥形。

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返回祖国。1953年1月3日,他受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内正式组建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清华大学闵大可教授任组长,目标就是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1956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纲要时,华罗庚教授被任命为计算机技术规划组组长,负责起草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1958年,闵大可教授率队赴苏考察。根据前苏联M-3机的设计图纸,中科院计算机所等单位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小型计算机103机。采用磁芯和磁鼓存储器,内存仅有1kB,运算速度每秒30次,共生产了36台。

1958年,作为建国10周年献礼,他们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04机,内存2kB,速度每秒1万次生产了7台。

1958年,我国还自行设计研制成功了107计算机,为中国人争了口气。

1960年,中科院计算机所研制出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

1971年,我国自行开发的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150及问世。

1974年8月,电子工业部集中力量攻关研制的DJS-120计算机通过鉴定,并逐渐形成我国第一种国产DJS-100系列机,批量生产了近千台系列产品。

1975年,华东计算机所推出新型655计算机,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100万次的高水平......可惜的是,这一进程在那场摧残科学的“浩劫”下,被迫中断和延续了多年。

迎来科学春天的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已跨进第四代计算机的门槛,大型机、小型机、巨型机和微型机林林总总,IBM PC甚至作为“年度风云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中国计算机科学家绝不自甘落后,他们是一群“顶天立地”的英雄。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兹云桂教授等计算机专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中国奉献出第一台运算速度达1亿次的“银河1号”巨型机,保障了洲际导弹发射的准确性。周兴铭教授继承兹云桂遗志,1992年领导完成了“银河2号”巨型机,每秒速度为10亿次;1997年6月,他们再次推出“银河3号”巨型机,运算速度达到100亿次,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4年,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副局长王之委派卢明等一批青年技术专家开发出与IBM PC兼容的“长城0570H”微型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不仅是我国第一台商品化个人计算机,而且还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计算机产业。
。。。。。。(删节)

在另一条战线上,国家高科技“863计划”的实施,也为中国赢得了自己的“深蓝”计算机——高性能智能计算机。1993年10月,在李国杰院士领导下,“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通过国家鉴定。1995年5月,他们再次研制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速度达到每秒25亿次,不仅批量进入国内市场,而且还出口到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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